对于辜鸿铭这个人，我是尊敬的，无论是作为一个外语的学习者，或者是一个中国人。他从十岁跟从养父到英国以后，从弥尔顿的《失乐园》开始，到莎士比亚的剧作，德语原文的《浮士德》，法语的《法国革命史》均可倒背如流。他获得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之后，游学欧洲各国，二十三岁学成回到他的出生地马来西亚。一生至少精通六种西方语言，而其英文的造诣被认为可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文豪相媲美。他翻译的《中庸》《论语》及代表作《中国人的精神》轰动了欧洲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无论在他作为张之洞的文案，反对李鸿章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年代；或是当他作为北大的教授，全力抵制胡适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年代，他从未失却骨气和气节。或许正是因为他对于西方语言和文化的了如指掌，才让他在西化的大潮之中成为最顽强的逆流而上者。

    然而辜鸿铭的一生却又是一场悲剧。入世时，未得重用，固然他骨头硬，怎奈何清政府的腐败官员崇洋媚外，见了外国人就点头哈腰？出世时，依然和主流的西化倾向不合。在国外被尊为哲学家思想家，译著广受欢迎，甚至成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，而在他度过大半生的祖国中国，一直到死他都是与时代不合的老怪物。

    从悲观的角度说，他可算得是一生郁郁不得志，到了晚年只能靠着古怪的脾气让时代听到他的一点微弱的声音；从乐观的角度说，即使是他一生不得志，他也从未放弃作为一只牛虻，时不时在牛屁股上叮上一口，让他那个时代的人，甚至是后人，看到我们本来可能注意不到的事情的另一面。

    即使是作为后人，我想我也是没有资格来对他的一生作出评价的。不过也许对于以外语为专业的人来说，看看他的一生会帮我们想清楚一些事情。

    北京几次大雨基本都赶上我下班，有一次正赶上我在南礼士路，水没了我半个轮子。每蹬一下脚都在划水，估计当时要带了泳衣就直接游回去了。还有一次也是类似情景，鞋子里灌满了水，正好在一个十字路口，把鞋脱下来倒水，结果那边红灯变绿灯，我这边鞋还没提上，那叫一个狼狈。后来摸熟了某些路在下雨时会出现的湖泊和河流的水文状况，大致总是不至于搞得太凄惨了。再来就是上班高峰期，木樨地到南礼士路再到复兴门中间有数个大型汽车站，一般到这里会发生三种状况：1。三四辆大公共在我后头一个劲鸣笛，我就跟逃命似的飞奔。2。几辆大公共都在我前头，挨辆起步，然后我就一辆接一辆吃尾气。3。我正从一辆大公共的外道超车的时候又来了一辆大公共，我在两辆大公共间苟且偷生。谁要是没见过我脾气坏的时候可以跟我一起骑车看看，看看我究竟能狂躁到什么程度。

    路上的八卦挺多：有一次路过首博，正好看见首博门口那个绿酒爵冒出一阵白烟，我当时万分惊诧，这分明上头都是草，怎么还着起来了？后来骑近了一看，闹半天上头喷水呢；国宾馆近玉渊潭的地方很有老北京风情，有遛鸟的，剃头的，按摩的；会城门有家买带皮驴肉的，白云路路口每天早上有人用大号毛笔在地上写字，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让我总感觉这城市总是有种特别的幽默感。

    也有真正感动的时候，虽然不多。离我家比较近的地方新开了一条非常宽的大道，从它没完全通车的时候我就总从那边走，街面上人非常少，路灯孤零零地照着，我骑车的时候可以听到我自己的旧车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，路边草丛里有蛐蛐叫。当时我就震了。不过这条路后来就不那么可爱了，五百米之内安了五个路灯，让行人通过的那种，我每次骑过的时候都觉得有无数只绿眼睛看着我，红灯的时候就更要命了。

    再有就是有次晚上十点钟在长安街上，推车过天桥，在天桥上停了一小会，看着下面无数的汽车来来往往。
    很多人觉得我每天骑车那么长的时间很辛苦，可是我爱这自由的感觉——天地间有我在行走。